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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与在极端贫穷的国家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不同，中国的基本药物制度从一开始就背负了一项重任：打破中国的“以药养医”痼疾。 政策设计者希望，通过对基本药物实行“零差价”，药品流通环节的“水分”将被挤掉，医院也将不再追逐药品利润，医生收入也与其处方无关，“以药养医”的局面得以破除，“看病贵”也会迎刃而解。 也就是说，意在解决发展中国家药品短缺问题的基本药物制度，在中国却成了一种管制手段，被用来解决截然相反的问题——过度医疗。 11月22日，素来对安徽模式赞赏有加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基本药物制度动了谁的奶酪？》，再次对基本药物制度和安徽模式寄予厚望。她认为，“基本药物制度承担着撬动医疗机构改革和推动医药产业升级的使命。” 一位不愿具名的医改研究者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这两年的实际操作中，正是这种思路，使得基本药物制度被扩大为基本医疗制度。但这是基本药物承担不了的角色。 “这样做整个就反了。”上述研究者说，“基本药物制度本来就是在各项改革不完善时需要的一项过渡制度，如果它能撬动这些改革，这些改革都实现了，我们还要基本药物制度干什么？这是一个悖论。” 而另一位专家指出，此次医改将重点放在基本药物上，重要原因是从药价入手最能吸引眼球，成效最快，最能出政绩，较之大医院，乡村一级改革阻力小，“同样更容易出政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看来，以安徽医改为代表的基层医改，走的仍然是多年来从药品入手，通过“零差率”“收支两条线”进行供方改革的老路，只要政府的支付方式没有改变，这条路就会越走越窄。 一位接近卫生部的医改专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医改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不可以一步登天。问题是，在媒体和民众的压力之下，政府急于给出医改成绩单，各级政府甚至会层层签订医改责任状。 “坦率地说，最近三年医改方向没有做对。医改变成了药改，但药改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朱恒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