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比过度检查，在治疗中的过度医疗行为则更为严重，李文松介绍，其中较易被人们忽视的就是最常见的“输液”。 如今正值换季，感冒多发，各大医院的门诊里又挤满了正在输液的患者们，人们似乎也已习惯了感冒发烧上医院输液这种治疗模式，我国也因此成为当今世界上的“输液大国”。 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此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曝出：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虽然这个数据的来源以及可靠性、准确性备受争议，但中国确实存在“输液过度”问题，而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是有道理的。”李文松表示，输液过程的所有环节几乎都存在风险，除了可能带来诸多药品不良反应和配伍禁忌之外，对于病人而言，医务人员的穿刺、滴速操作，输液器及注射器的质量，均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而之所以各大医院对输液特别“青睐”，主要还是“以药养医”的机制在作祟。 李文松指出，当前医院给病人输液的目的主要在于联合用药，很多医院的输液与药品回扣和奖金提成直接相关。对医生而言，现在输液已很少是单纯输盐水和糖水，大都跟其他药物联合使用，像大剂量地使用头孢等抗生素，而这些药品的回扣往往很高。比如某些出厂价仅有几毛钱的药剂，最后在医院里会高达十二三元，这中间翻了十多倍的差价就分别被医药代表、医院和医生等蚕食。 不仅医生，很多护士的奖金也与输液人次直接挂钩，她们也希望医生多开输液，有的甚至为了让医生多开输液而私下给医生好处。 如今输液已经建起了一个收费平台，不仅可以通过加药收取药费，还可收取观察费、注射费等，而输液滥用，不仅使我国病人处方的平均金额不断攀升，也给很多患者身体带来了影响，很多患者体内对头孢菌素耐药率已高达40%，而有些患者更是因医生在输液药剂配置上的失误而枉送了性命。 除了药品，医疗器械也是过度医疗的“大头”。据了解，不仅心脏支架，小到针头针管、大到骨科用的钢板、人工关节等高科技器械，器械厂家都会给医院和实施手术的医生一定比例的回扣，这些也已成为医院赚取高额利润的有效手段。而医疗器械经过厂家到医院这长长的利益链条，价格也要翻上几番。“我们医生中流传一种说法叫选科就选骨，就是因为骨科手术中所放的器械较多，拿到的回扣也就多。”李文松说。 “现在医院进购医疗器械基本是通过招投标来进行，但在私下里，厂家早已与医院相关的负责人及个别医生有过接触，并给予提成，水很深。”李文松说，有的医生也会联系熟悉的器械厂商，采取“跟台”，即由厂商将所需的医疗器械直接送至手术台上的方式来避开医院采购环节，私下拿到更多回扣。 在实际治疗中，还有几类是过度医疗的“重灾区”。 癌症治疗就是一大重点领域。“病人得了癌症，家属肯定会倾尽所有来治疗，有些医生就抓住患者家属这种心理，拼命用最贵的药。”李文松说，癌症治疗中还存在过度化疗的情况。比如像一期肺癌这类患者，术后不宜化疗，但目前很多医院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而多次化疗不但费用高，而且会使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诱发其他疾病，最终造成“人财两空”。 重症监护室(ICU)同样如此。“进了ICU，都是给病人用最贵的药和材料，一般都用五六百元一支的进口止痛针、几十元一根的进口导管等，一天的治疗费花费上万元并不奇怪。”李文松说。 医生自我辩解“很无奈” 不可否认，某些医院和医生追逐利益的行为是导致“过度医疗”产生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些医生指出，完全把过度医疗的责任归咎到他们头上，他们也很冤枉和无奈。 李文松说，医务人员的薪酬收入与医院经济效益严重挂钩，这仍然是目前大部分医院的生存状态。这种养医机制，无形中也成为了一种激励机制，变相鼓励了医生过度医疗，为医院创收。 “每年国家给医院划拨的财政费用很有限，因此医院一直采取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体制，医院要想购进新的设备、改善医疗条件就只能想办法创收。”李文松表示，医生同样是如此，如果一个医生不拿回扣，不在开药、做手术上“动点脑筋”，一个知名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一个月除去奖金可能也就只有3000元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医生就成为了双重角色的人，既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又是卖药、卖检查的生意人。 现在不少医院仍在实行以科室为单位的财务核算机制，科室人员的奖金全部从科室收入账上支出，只有多创收，才能多发钱。因此医院不光会用处方提成等利益来“诱惑”医生多给病人开好药、多上贵设备，有时也会采取逆向的方法来迫使医生进行过度医疗。 “我就知道有的医院有科室住院率的考核指标。如果住院率上不去，科室就要被取消部分床位，科室医生的奖金也会相应下降。因此一旦科室住院率没有达到要求，医生就会被负责人‘提醒’要多开住院了。”李文松坦言，有这样的考核制度，能不发生过度医疗吗。 当前社会医患关系紧张，不少医生也企图用过度医疗来为自己避免麻烦。李文松解释称，当前的《医疗事故鉴定法》中规定医疗事故纠纷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作为被告人的医生需要自证清白，这也使一些医生滥用仪器设备检查，并留底存证，医生通常将此称之为“防御性医疗”。 “比如神经外科手术中，本来手术前后只需做两次脑电波检测，但有些医生每隔几分钟就做一次，目的就是留证据，避免吃官司。”李文松说。 而患者自身的认识误区，有时也是造成过度医疗的原因。“比如有的患者感冒来就诊，我给他开了一些药，让他回家调养，但他坚持要输液，说那样好得快，没办法我就给他开了输液。”李文松说，除了存在“输液好得快”的误区，有的患者也有“复杂的技术和设备会带来更好的疗效”的错误观念，他们会主动要求医生多上高级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