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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是商职 华中重镇武汉，医疗技术雄厚，大医院云集。偏居汉口一隅的商职医院只是一家二级医院。成为武汉市医疗格局的另类，商职是一个“意外”。 时间回溯26年。1984年，全国有两件大事。一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卫生部起草了医改文件，预热次年的医改启动。 这一年，商职医院的主管单位，武汉市第一商业局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撤销，财政拨款骤然停止。商职成为全国第一家因体制改革而断奶的国有医院。商职必须自己找饭吃。没有先行者，也没有同行者，商职医院自己的说法是，“像一个孤儿”。 原任武汉市服装公司经理的王际德，在这一年成为商职医院党委书记，并在这个位子上一坐26年。商人出身的王际德说，26年来，他只干了一件事，给医院找条活路。 论技术，大医院占有绝对优势，论地域，周边居民大多收入偏低。商职并没有任何显著优势。但是，是人都要看病。生个孩子几千块，治个感冒几百块，太不正常，医疗的垄断价格脱离了国情民情。王际德用商人眼光看到了治疗费用中的水分，也看到了商职的出路：就走平价路线——水挤干了，价就降了，病人多了，医院就活了。 1996年，商职在全国率先推出生孩子封顶价，顺产800元，剖宫产1900元，轰动一时。业界质疑，病人是货物吗？便宜有“好货”吗？ 妇产科主任徐山洪说，这经过了精心测算。分娩的医疗技术成熟，几乎已是程式化作业，成本可以控制也可预测。 事实证明，病人乐于当这样的“货物”，商职医院在随后的10年中连续成为武汉市“接生状元”。 妇产科的尝试坚定了商职“薄利多医”的思路。至今，医院不但有40多个单病种实行“封顶价”，还推出了“医患协议价”，甚至“病人给价，量钱而医”。商职没想过创新，它只要活路。但这些议价方式，总能误打误撞为“全国第一”。1984年，商职推出企业“保险医疗”，领先后来全国各地广覆盖的医保制度二十年。“全国第一个单病种封顶价”、“全国首家治疗费用打折”、“全国首个议价手术”……这些在业界掀起风暴：看病像买菜一样讨价还价，把生命置于何处？ 病人用脚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位青山来的婆婆，坐两小时公汽到商职，只为不收挂号费就能看上病。她说：“几块钱不是钱？赚钱容易吗？”商职的病人群体遍布全市，甚至省内偏远地区。商职很少做广告，它的传播方式，是病人口口相传。 这种局面连王际德都没有预料到。 事实上，商职医院不是体制改革的惟一产物。更大的社会背景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大批国有职工在转型中下岗，收入微薄，且失去了劳保医疗。农村病人更没有医疗保障。而在大医院，“点名手术”、“特需医疗”盛行，医药费用快速上涨，“看不起病”民怨沸腾。王际德的“粗布衣裳”，为自己保了温，也为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提供基本保暖。 医学就是人学 低价只是一个支点 70岁的郑婆婆，就住在武汉市汉阳区一家医院的隔壁。半月前她胆道病复发，85岁的老伴陪着她，颤颤巍巍坐了一个多小时公汽到商职住院。郑家爹爹说，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我哪里都看过，这里最便宜。 武汉大学卫生经济学者王保真说，病人的医疗诉求是三位一体，一是技术需求，要有充分的技术支撑，保证治得好病。二是经济需求，视自身经济状况治得起病。三是情感需求，人在身体疾创时，更渴望维护尊严。 郑婆婆的病区主任陈志武笑言，这么多年，早习惯了一只眼睛看病，一只眼睛看人。既当医生，用技术治病，又当会计，帮病人算账。 这种习惯从何而来？妇产科主任徐山洪说，为什么替病人着想？病人不来，我们就活不下去，我们其实是替自己着想。妇产科停用过一种名为“卡贝”的药，这种预防产后出血的药，每支334元。徐山洪说，到我们这来生孩子的，没多少人预防得起。特殊体质的，医生盯紧一点就行，所以就停了。 王际德常说一句话，病人是人，医生也是人，只有解决了人的问题，其他问题才能解决。在16年的实践之后，2000年，商职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造。医生们以国有身份置换成股东，不能分红，但医院成了“自己”的医院。 “医德”没有三令五申出现在文件上，却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商职医院是全国第一家免费设立“病人库房”的医院。几年前，一个农村病人夫妻俩一起来看病，大包小包都是被子、大米、菜——连盒饭都舍不得买。院长傅久洲说，如果自己的父母这样去住院，哪个儿子不掉眼泪？虽然寸土寸金，医院还是开出一间大库房，专为外地病人放暂时用不着的东西。 有时住院病人多了，为了不让病人睡走廊，医生们常把值班的休息室腾出来，自己在办公室桌子上铺被子睡。医生们开玩笑说，哪有让爹妈睡走廊，儿子睡房间的。 敏感的药品回扣，在这里也不是顽症。很简单，无论议价还是封顶价，治疗总费用对病人是挑明了的，高回扣的药，价格就高，突破了总费用，还得医院和医生自己掏。所以医生大都“药效相同取其廉”，比如全院用得最多的青霉素，160万单位一支才0.81元，哪有什么回扣空间。 【记者手记】 独行有点冷 非常意外，在对商职医院的采访中，记者在卫生管理部门数据中，查不到商职。院长傅久洲说，26年前断奶的时候，我们像个孤儿，现在，仍旧孤单。 商职在病人中有口碑，但在同行中却少有掌声。商职的“分娩封顶价”，拉低了武汉市整体分娩价格。同行们虽跟风，却不屑。一位同行如此评价：它走偏啦，不就一个大卫生院吗？ 王际德对此相当激动，26年，我们没向国家要一分钱，自己养活职工，挣回大型检查仪器，服务了病人，错在哪里？是的，我们没有尖端技术，但我们看的就是常见病多发病，提供的就是中低端医疗，错在哪里？医疗机构，不就应当是分层次满足不同需要吗？ 时评 “挤”出来的笑脸 ■ 鲁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