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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第4位常见的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combined hepatocellular- cholangiocarcinoma，CHC）三种，
 

其中HCC占75%~85%、ICC占10%~15%。HCC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病理组织学、治疗方法及预后等方面与其他两种存在较大差异。本指南中的“肝癌”仅指HCC。

解释：就像作者所指“肝癌”“在发病HCC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病理组织学、治疗方法及预后等方面与其他两种（胆管细胞癌和混合型肝细胞肝癌）存在较大差异。”
 
除此以外就已知的“肝癌”在病理组织学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这些表观上的差异是基于我们现在还不甚清楚的分子水平和基因上的差异，但病理特征的差异十分明显。不知2019年之后有无新的进展，2019年世卫组织消化系统肿瘤分类第5版估计，我们所说的“肝癌”通常默认的是一种“常规肝癌，Conventional HCC”只占65%，高达35%的“肝癌”按组织特征有8种亚型，这些亚型可能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存在差异。而肯定的是这些亚型在影像学上有明显特征。这些亚型可能不会表现为动脉期高强化和快进-快出（Washout）表现，而这正是HCC的典型MRI特征，这给HCC等病变的无创诊断带来了挑战。更给介入治疗的选择和预后带来困惑，

 What has variant HCC subtypes  to do with TACE or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肝癌是起源于肝细胞的富血供恶性肿瘤，90%以上的血供来自肝动脉。在我国，80%以上的肝癌患者合并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目前，经动脉化疗栓塞（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被公认为最常用的肝癌局部治疗方法之一。与欧美和日本不同，我国接受TACE治疗的肝癌患者大部分有HBV感染和（或）肝硬化背景，中位肿瘤直径6.5~6.7 cm，肿瘤负荷较高，分期相对较晚。

        为进一步规范我国肝癌TACE诊疗行为，2018年12月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Chinese College of Interventionalists，CCI）制定并颁布了《中国肝细胞癌经动脉化疗栓塞治疗（TACE）临床实践指南》，并于2021年6月进行了更新。两版指南的颁布充分反映了当时肝癌TACE治疗状况，对规范我国肝癌TACE治疗临床实践行为、改善肝癌患者预后、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以及优化医疗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两年，随着肝癌TACE治疗理念的更新、技术的进步、高级别循证医学新证据的出现，尤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成果的相继发表，亟须对前期版本指南进行更新。因此，CCI组织全国肝癌介入及相关领域专家，结合目前肝癌TACE临床研究的进展，再次修订并更新形成《中国肝细胞癌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治疗临床实践指南（2023年版）》（以下简称指南），该指南更新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平台注册（https：//guidelines.ebmportal.com/node/70435）。
 

• 仅仅2/3有典型HCC特征（Not otherwise-specified NOS-HCC）
• 其余1/3 有8个亚型

                ​- 不同的组织病理
                     - 不同的影像学表现
                     - 不同的预后

• 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对于TACE来说意味着什么

                   - 增生 vs 不增生肝癌
                   - SMARS评分

• 以个性化的方法开始TACE
• 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活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