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是第六大常见癌症，但其侵袭性和不良预后使其升至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Sung H.2021】。肝细胞癌(HCC)约占原发性肝癌病例的75%，胆管癌所占比例较小。由于慢性乙型肝炎(HBV)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流行率，HCC的全球负担最高。男性比女性受影响更常见，死亡率更高，在20多个国家，肝癌是男性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Sung H.2021】。

 

大多数患者在肝硬化的情况下发生HCC, HCC的危险因素包括HBV、丙型肝炎(HCV)、酒精相关性肝病(ALD)、超重和2型糖尿病，后者常与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性肝病(MASLD)以及黄曲霉毒素暴露相关。HCC的各种危险因素的流行具有地区特异性，病毒原因在东方更常见，非病毒原因在西方更常见。在日本和埃及，HCV是HCC的主要驱动因素【Venook A.P.2010 Ashtari S. 2015】。在亚洲和非洲，慢性乙型肝炎是肝癌的主要原因，可通过围产期垂直传播或水平传播(儿童之间接触受感染的血液、不安全的医疗和注射做法或未经筛查的输血)发生。近年来，由于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和肝炎治疗方案的选择，东方地区HCC的发病率有所下降。尽管如此，由于MASLD和ALD[5]比率的增加，HCC的负担预计将再次上升。

 

HCC的治疗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需要多学科方法，需要肝病医师、肝胆/移植外科医师、肿瘤内科医师、诊断和介入放射学以及放射肿瘤学的参与。此外，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早期将姑息治疗团队纳入HCC患者的治疗中，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和改善患者医疗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图1)。这种多学科方法很重要，因为HCC管理不是一个“饼干切割”过程或“一刀切”的解决方案。这将涉及个体化和定制化的治疗方法，并考虑患者的多个因素，包括肝脏状态(肝硬化vs.无肝硬化)和肝功能(代偿性或失代偿性)、癌症的大小、部位和范围、任何合并症、患者的功能状态和患者偏好。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分期系统考虑了其中许多因素(图2)。肝癌的肿瘤生物学也是异质性的，一些肿瘤表现出较惰性的行为，而另一些肿瘤表现出较强的侵袭性。诊断和治疗需要团队协作，并根据每个患者定制治疗方案。这种个性化的策略确保了在他们的慢性肝病背景下的最佳治疗选择，以优化结局。考虑到这些患者的治疗非常复杂，涉及多个学科，因此在多学科肝脏肿瘤委员会的讨论下，患者结局得到改善也就不足为奇了[6,7]。在多学科肿瘤委员会(理想情况下，所有专家都在同一家诊所)治疗的患者可在早期得到诊断，接受治疗的时间缩短，治疗率提高，获得根治性治疗的机会增加，总生存期改善。此外，患者满意度也有所提高[8,9,10]。

Manage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2024: The Multidisciplinary Paradigm in an Evolving Treatment Landsc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