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发展
随着最近的突破，以前存在的治疗孤岛已经被打破，患者在BCLC系统中从左到右转换，反之亦然。如前所述，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治疗失败或不合格，这在中期的TACE中最为明显。我们还观察到局部和全身治疗的高有效率，允许一些患者降低分期进行肝移植或手术切除，尽管首次出现时不符合条件。这种复杂性突出了当代HCC患者多学科治疗的重要性【Byrd K 2021；Yopp 2013】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TKIs与TACE的联合研究未能改善PFS或OS，尽管现在正在重新研究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目前正在进行几项针对早期和中期HCC的III期试验，研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TKIs的组合（上表）。基于晚期HCC的有利结果，这些试验很有可能成功，这将改变我们治疗早期和中期HCC的方法。
肝细胞癌领域未满足的需求
- 基于血液的生物标志物用于HCC监测和诊断的验证
- 验证生物标志物和分子谱预测预后和治疗反应
- 通过肝功能的保存/改善增加手术的应用
- 增加肝移植的可及性
- 在临床放射学进展前开发工具预测治疗失败
- 有效的辅助治疗和联合干预分别提高早期和中期HCC的无复发和无进展生存期
- 提高局部和全身治疗的疗效，达到完全缓解
- Child-Pugh B型肝硬化患者的安全有效治疗方法
- 进一步的数据支持将外束放射治疗纳入指南
- 可用于临床试验的有效替代生存终点
尽管取得了这些突破，但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上表)。
首先，早期HCC患者与肿瘤负担较大的患者之间的生存率仍然存在明显差异，这突出表明需要努力促进监测和早期肿瘤检测。在继续研究评估新疗法的同时，我们必须继续促进监测工作，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早期发现患者的比例【Singal 2022；Singal 2020】。 其次，如前所述，大多数治疗方法都是在肝功能保存的患者中进行评估的，仍然需要安全且理想地延长Child-Pugh B肝硬化患者生存期的治疗方法【Byrd 2021；EL Hajra 2023】。 第三，尽管在根据患者分子特征进行患者分层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仍然缺乏将特定特征与临床决策联系起来的数据，即建议的最佳治疗方案或应避免的治疗方案【Vogel 2022；Paradis 2023】。 我们迫切需要治疗反应生物标志物来更好地选择患者【Singal 2021】。同时，包括潜在肝病病因在内的临床因素作为治疗反应的潜在调节因素的潜在作用应该得到适当的调查【Heinrich 2021；Pdifter 2021；Pinter 2023】。这一关键的知识差距仍然是一个巨大需求的领域，为未来几十年的持续突破留下了空间。正在进行的使用新设计的试验，如保护伞试验（umbrella trials），不仅有可能确定新的治疗组合，而且有可能确定可用于定制治疗决策的治疗反应生物标志物。 肝细胞癌在治疗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见证了所有治疗领域新时代的曙光。早期诊断、更好的肿瘤分期和改进的肝功能评估，为任何干预措施提供了更好的患者选择，以及新方法的发展。这在全身治疗领域尤为突出，从缺乏有效的选择发展到有大量的药物可以提高生存率。新的药物或组合将会进一步改善，但为了使HCC进入精确肿瘤学，需要进一步研究控制肿瘤进展和传播的致癌机制，最终根据这些机制治疗患者，并放弃一刀切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