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癌(HCC)起源于肝细胞，约占原发性肝癌的90%。与女性相比，HCC的发生在男性中更为常见。地理差异对HCC发病也有重要影响，大多数病例发生在亚洲，中国占全球发病率的一半左右。与HCC相关的主要已知危险因素是病毒性(慢性乙型和丙型肝炎)、代谢性(糖尿病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或NAFLD)、毒性(酒精和黄曲霉毒素)和免疫系统相关疾病。基线肝硬化的HCV患者与发生HCC【pubmed】相关。然而，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DAA)介导的持续病毒学反应(SVR)可降低中远期肝癌的风险【Pubmed】。在世界范围内，30-59岁的中年人群中，不论性别，HCC发病频率均显著降低，这主要归功于乙型肝炎病毒(HBV)疫苗接种计划[3]的成功实施。然而，HC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特别是由于肥胖流行导致NAFLD，预计到2040年全球HCC死亡率将再增加41%【Pubmed】。
在2008年，全世界新发肝癌（HCCs）估计748,000例，并且大约696,000人死于这种癌症【1】。而2002年【1】，新发病例为626,000人，598,000死亡【2】。这种大规模发病的主要原因是在欠发达地区，不充分的医疗资源环境导致有乙肝和/丙肝的危险人群患病率较高，并且得不到发现。由于制度和经济的原因，早期肝癌诊断的医疗技术和认识的缺乏，诊断出来也缺乏有效的治疗，也没有“疾病全球经济负担”意识，政府和非政府的专业组织对筛查持有怀疑和消极态度。患者依从性也差，不参与医生建议的监测项目的检查，多数HCCs一经发现多数为晚期，而且多合并有肝功能储备较差，导致这种疾病具有高度致死性，从每年发病率和肝癌死亡的数字相似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一点。
也有说肝癌占癌死亡原因的第四位  肝癌的发生率全球不一样，发病率最高在蒙古（男性，116.6例/100,000人/年; 女性，74.8例/100,000人/年)）[1]。超过80% HCCs发布在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和东亚(包括蒙古)。相反，HCCs发病率较低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包括北美洲(男性，6.8例/100,000人/年; 女性，2.2例/100,000人/年)、欧洲(除了南欧)、中美洲、南美洲、澳洲和新西兰[1]。HCCs的发生率的全球性变化密切地反映在风险因素上的变化上，HBV或HCV感染大流行的国家通常HCCs发生率高。这一发现与HCCs的大约3/4归因于慢性HBV和HCV传染的事实是一致的。
肝癌全球发病率变化与HBV和HCV感染的关系[2,4,5] 在中国，有关肝癌发病总数的统计资料缺少权威认证，有关亚组发病率的研究也相当稀少。陈建国等人[3]曾对包括香港及台湾在内的中国肝癌发病水平进行估计并作分析。认为中国肝癌总发病数在2000年为34.7万人，考虑"高估"及"遗漏"的因素,估计2000年中国大陆的肝癌发病在28万例左右全国的肝癌发病水平可能为29万例(范围在26万～32万之间),其中男性为21.5万例,女性为7.5万例。 中国十大肿瘤排位
在1978-1992，欧美（包括还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肝癌发病率增加，而在发展中国家减少[6]。例如，美国从1975年到2005年间，超过30年期间HCC的发生率增长三倍(从1.6例/10万人口到4.9例/10万人口) [7]，非洲裔美国人是白人的两至三倍。在发达国家病人总数的增加与1960年和1990年之间的慢性丙型肝炎的感染率增加有关（或许还有糖尿病）。HCV被认为是驱动美国这一趋向的主要动力，在慢性丙型肝炎和确诊的肝硬化患者中HCC的年发病率为2–8%。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HCC死亡率已经增加了3倍多。其中75–80%的病例来自HCV感染（HBV感染为10~15%）。预计2015-2020这一发病率才能逐渐下降[8,9]。因为HCV感染是HCCs主要风险因素，如果HCV感染率下降， HCCs预计也会减少。在美国，随着慢性丙型肝炎的感染越来越少，代谢的综合症的增长和流行，如糖尿病和非酒精脂肪性肝炎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被预计是继续造成HCCs增加的主要原因[10]。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自高危因素发展中国家移民的增加也会造成HCC发生率的上升倾向。
感染HBV或HCV患者HCC形成的年龄是与患者获得感染的年龄以及活跃病毒复制率密切相关。在西部非洲，HBV传染通常在1～5岁之间的年龄，并且病毒复制在青春期以后迅速下降。在这个区域，患者HCC的发生年龄在45岁以后稳定，虽然这观察也许不考虑到有些个体感染HBV的患者，在他们患HCC之前死于其他起因。在东亚，多数病例传染HBV是在1岁之前，并且活跃HBV复制持续到以后的年龄； 因此， HCC的发生率随着年龄增长继续增长，没有一个稳定的状态[11]。西部非洲与东亚比较在病毒复制率上的区别也许与在宿主免疫上的区别有关或在这两个地区发现病毒基因类型上的区别有关。作为在童年病毒感染结果，受影响的个体(特别是在非洲国家)在他们的最具劳动能力的期间罹患肝癌。这个情况导致医疗保健资源的沉重负担，并且受这种疾病的影响，智力和劳力资源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惨遭损失。相反地，在乙型肝炎并不流行的国家，HBV和HCV传染通常在成年。在这些国家，HCC很少在50年之前发病，并且最高的特定年龄的发生率通常在75岁以后[12]。
肝癌特定年龄发病率（男性）：中国与冈比亚比较
对于肝癌的风险男性比女性高2-7倍，尽管这个比例在世界各地各不相同[6,13]。这种性别差异的解释可能是三个方面：第一，男人可以有更高肝致癌物质（如吸烟或酗酒）的环境接触率和肝炎病毒感染；第二，雌激素的影响可能抑制白细胞介素（IL）- 6 -介导的妇女炎症，从而降低了肝脏损伤和补偿性增生；第三，睾酮的影响可能会增加男性雄激素受体信号，促进肝细胞增殖。[14,15]
肝癌是亚洲第五大常见癌症和第二大恶性死亡原因，2020年亚洲报告的HCC病例占全球的72.5%。作为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肝细胞癌(HCC)占肝癌病例的大多数发病率和死亡率。近年来亚洲国家HCC流行病学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老年、男性和亚洲人口仍然是HCC风险最高的群体。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仍然是HCC的主要危险因素，在大多数亚洲国家略有下降，这主要归功于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预防HCV水平传播和治疗慢性肝炎。然而，代谢综合征、肥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代谢因素引起的HCC在亚洲国家的患病率正在迅速上升，最终可能成为HCC的主要病因。过量饮酒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因为酒精的平均消费量仍在增长。希望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能够更好地预防和治疗HCC，从而显著延长HCC患者的生存期。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国家倾向于采取更积极的干预措施，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偏好是否与更好的预后有关。总之，HCC仍然是亚洲的主要疾病负担，HCC的管理应根据流行病学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中国是一个肝癌大国，每年新发病例数约41.0万人，死亡病例数约39.1万人，可占全球的一半【Chen W 2015；WHO cancertoday；Zhou 2019】。肝癌在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中居第4位，病死率居肿瘤致死病因的第2位[4]。其恶性程度高，进展迅速，预后差，死亡率接近于发病率，患者5年生存率仅12.1%[2]，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在我国肝癌主要高发于东南沿海地区，如江苏、福建、广东和广西等省份，死亡率以上海、福建、江苏、广州、浙江最高，肝癌男性死亡率在40∕10万以上，而低发区则在3∕10万以下，如云南、贵州、甘肃和新疆。由此可见，肝癌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没有太明显的规律而言。
1. No. 10 Lyon, Franc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online], http://globocan.iarc.fr (2010).
2.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OCAN 2002 [online], http://www.emro.who.int/ncd/ cancer globocan.htm (2002). 3. 陈建国, 宋新明 中国肝癌发病水平的估算及分析 <<中国肿瘤>>2005年 第14卷 第01期 4.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identification and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of person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online], http:// 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 rr5708a1.htm (2008). 5. WHO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Health Global prevalence of hepatitis A, B and C [online], http://www.who.int/docstore/wer/pdf/2002/ wer7706.pdf (2002). 6. McGlynn, K. A., Tsao, L., Hsing, A. W., Devesa, S. S. & Fraumeni, J. F. Jr.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pattern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Int. J. Cancer 94, 290-296 (2001). 7. Altekruse, S. F., McGlynn, K. A. & Reichman, M. 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cidence, mortality, and surviv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75 to 2005. J. Clin. Oncol. 27, 1485-1491 (2009). 8. Armstrong, G. L., Alter, M. J., McQuillan, G. M. & Margolis, H. S. The past incidence of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burden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patology 31, 777-782 (2000). 9. Davila, J. A., Morgan, R. O., Shaib, Y., McGlynn, K. A. & El-Serag, H. B. Hepatitis C infection and the increasing incidenc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Gastroenterology 127, 1372-1380 (2004). 10. Marrero, J. A. et al. NAFLD may be a common underlying liver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the United States. Hepatology 36, 1349-1354 (2002). 11. Evans, A. A. et al.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viral load among hepatitis B carriers with differing risk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Prev. 7, 559-565 (1998). 12. El-Serag, H. B. & Rudolph, K. 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pidemiology and molecular carcinogenesis. Gastroenterology 132, 2557-2576 (2007).
13.
14.
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