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菌素”一词，一直以来就是现代医学奇迹的一个符号，尽管以目前的角度，面对机器人外科或胶囊胃镜来说似乎有些稀疏平常，但那时一个不同的时代，抗菌素的的确确地改变了世界。1928年细菌学家Alexander Fleming 偶然认识到Streptococcus aureus（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可以被培养基内被污染的霉菌所抑制。几年之内我们有了磺胺类药物；随后不久我们又有了更有效的β-内酰胺类抗菌素，氯霉素和四环素；到1950年，我们又有了氨基糖甙类抗菌素。
不幸的是，当时的科学家正在发现新的抗微生物制剂的时候，却从没有想到发展“快速发现感染源”的能力，这一能力本可以使我们进行更靶向地或更具有针对性地进行抗菌素的治疗。与之相反的是，发展广谱抗菌素成为替代，这些救命的药物被长期或无知地滥用。那时我们的前辈不愿意承担选择抗菌素的压力，而抗菌素的选择可以减缓或防止细菌耐药的发生。在随后的几十年内，抗菌素的滥用促进了我们想要消灭的细菌的自然进化，细菌们以它们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了它们抵抗抗菌素的能力。
现在，我们正在看到一个巨大的，并不断加宽的抗菌素耐药感染的鸿沟，正不断地将我们陷入其中。这一情形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新的抗菌素开放进程还不能跟上耐药菌株前进的步履。这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就算从医生涯较短的医生都会发现，病人的病情比以往要严重，所以就更加密集地使用抗生素，而细菌就更积极地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此恶性循环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失去战场。更可拍的是面对抗菌素耐药或没有新的更有效的抗菌素，也没有人为此失眠。公众总是沉心静气地相信：如果有需要，科学家们一定能开发出新的抗菌素，因为他们以前都是这样做的。等到大多数人清醒认识到这一现实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时过晚。总有一天抗菌素耐药感染就像一个大的均衡器，不管老人和年轻人，也不管你是免疫缺陷或免疫不缺陷，也不管你是挟势弄权的达官贵人还是人微言轻的平民百姓，是穷还是富都可能会屈从于这样的感染，虽然可能会被治愈，但不是每一个。环顾周围你也找不到该责备的人。 面对日益严峻的事实，你需要的只是不被自己的良心所责备
预防性抗生素对于无菌性血管操作不是常规的需要。但是，实际运作在不同的介入放射科医生之间有所不同。操作用药预防性抗生素通常被接受包括TIPS、化疗泵置入、实质器官的栓塞，化疗栓塞和热消融。病人被抗生素保护从而避免或减少细菌播散或坏死组织通过血流、通过胆道或肾脏集合系统。这样的操作规范已被建立。预防性抗菌素的应用在操作1小时之内开始并通常持续24~48小时。对于通过人工移植物（如支撑架）使用经皮入路的血管操作，有效针对皮肤病原物的预防性抗生素减少了移植物感染的可能性。
介入放射学医生在使用预防性抗菌素之前，最好的方法是与感染性疾病部门（院内感染科）一起建立一个关于预防性抗生素使用的协议。通过这样做，可以由专业人员提供院内细菌耐药的特殊经验，并且也建立起最佳的常规。
抗生素预防的预期效益需要与对细菌耐药性增长问题作用的风险一起衡量。更重要的是严格遵守无菌技术，包括使用消毒溶液的正确的皮肤准备以及充分的灭菌覆盖；手术者和助手进行外科清洗（在第一例之前刷手和前臂5分钟，当日随后的每一例各3分钟），并穿戴全套手术衣物。许多介入操作室不提供手术室的环境，但是需要如手术室一样的在每一例操作之后的清洁常规，避免交替进行无菌和非无菌操作，不允许任何人不经清洗而进入操作室，并且将病人所有的污染衣物移至操作室外。技术人员需要进行无菌操作准备、在开始手术时戴口罩和手术帽以及正确穿戴和装备的训练。在操作期间监测病人并给予镇静药和其他药物的护士需要刷手并戴口罩和/或手术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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