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同学下午好，欢迎大家光临蓟门决策论坛第28期，蓟门决策论坛是我们和南方都市报、新浪网、县市瞭望杂志共同举办的一个论坛，今天研讨的课题的是“全民免费医疗？——我国医改的困境与出路”。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最近医疗这块问题比较多，尤其是前两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杀人，前几天我在哈尔滨讲课，当时我问是什么问题，他们说没什么问题，就是报复杀人，很绝望，现在这个问题暴露得比较厉害。 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国务院医改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大家欢迎！今天的主评嘉宾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第二位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博士。第三个点评嘉宾是北京大学的法律博士、哈佛大学的硕士汪庆华，掌声欢迎！第四位点评嘉宾是前小天使基金办公室主任，对于小天使基金有些人可能不了解，但特别不容易，是红十字会创造的第一个救助白血病的基金，他们在我们第一线上奋斗，我们向他表示感谢。还有一位点评嘉宾是邱莉莉，是天使妈妈的发起人，主要是儿童大病医疗救助，是紧急医疗救助。 中国的医疗现状。看病难，总体卫生资源不足，第二资源配置不合理，主要配置在城市中的大医院，贵在哪里？第一，个人负担比例过高，在国外有过经验的人，国外看病不花钱，而我们到医院去看病首先把口袋看紧，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第三，是药品审批、生产、流通混乱。第四是医疗保险覆盖面小。大医院不爱理，小医院你不爱。37%的患者去三甲医院，22%的患者认为等待看病时间太长，25%的患者认为流程太复杂，而98%的医生都急诊过不需要看的小病，医生累得要死，30%的医生每天要看50个病人，这很恐怖。50%的医生需要管理20名以上的病人。 2008年人均日诊疗人次是5.7人次，大医院的床位找不到，社区医院的床位是闲着的。中国就诊的人数逐年增加，为什么？因为生活环境极其恶劣。 调查显示，更多的患者宁愿顶着挂号难看病难检查难的三座大山，也要去三甲大医院。而98%的三级医院医生也在发愁，因为他们每天接诊的都是可以在下一级医院或地方医院解决的小病。对比世界顶尖的美国梅奥诊所与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两组数字就可以看出，我们的三甲医院多么“受欢迎”，我们的三甲医院医生多么“被关注”。美国梅奥诊所有1302张床位，医师和研究人员1969名，年手术量29,883，年急诊人次79,542。北京某三甲医院拥有1200张床位，医师和研究人员800名，年手术量40,000，年急诊人次220,000。中国的病人很容易对付，进去跟医生说“我头疼”，医生说“要什么药？”，患者要什么药医生就给什么药。 医患矛盾尖锐——哈医大血案。2012年3月23日16时30分左右，一名男子突然闯入哈医大医生办公室，抡起手中的刀，疯狂砍向正在埋头工作的医务人员和实习学生，大家躲避不及，一名实习学生颈部鲜血喷涌。”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行凶后，又向自己身体捅了三刀，并逃至哈医大一院门诊部的急诊室包扎伤口，当场被接到报警而来的警察抓获。而在某网转载的此事件新闻报道后面，竟然有4915人次在网站设置的“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而选择”愤怒””难过”仅为2623和567人次。人们的愤怒已经不分对象了。 在体制层面，中国卫生主管部门目前既是公立医院的行政监督者，又是公立医院的资产管理者以及公立医院的经营者。公立医院缺乏自主经营的决策权，医生依附于医院，不利于实现社会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 从所有者角度看，公立医院法人治理制度的缺位难以保证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从经营者角度看，由于责、权、利不统一，难以发挥公立医院院长的经营管理才能；从医护人员角度看，非市场化的薪酬体系难以体现技术和服务价值；从社会角度看，医疗资源处于垄断，不能向社会其他医疗机构释放。 国外的医疗制度。看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主要的医疗靠国家保障，我去过那些国家基本上是看病不要钱，不要担心看病，人们没有恐惧，我经常说中国人经常攒钱，因为是对财富的爱好，二是害怕，害怕拉无所依，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恐惧，很无奈。在那些国家政府、雇主和个人共同为社会保障买单。 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一一讲。中国医疗改革初始阶段(2009—2011)，2009年4月，我国启动新一轮医改，核心理念是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改革推进原则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因此，前三年，医改主要在基层展开，以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为突破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了综合改革，破除了以药补医机制，初步扭转了基层服务机构的逐利行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对医改首三年的工作表示肯定，但也表示医改至今主要还是在县级以下的基层进行，县级以上的医院则只是试点，还未真正着手破除“以药养医”的旧制度。 |